唐代太行东麓南北驿道是连接洛阳与幽州的主要交通线，途经怀州、卫州、相州、磁州、洺州、邢州、赵州、恒州、定州、易州等地。这条道路不仅是文人南北往来的主要路线，还衍生出多个支线，供文人往返于不同的地点。除了陆路，区域内的水系同样非常发达。例如，从滑州渡黄河北上、从淇水渡黄河南下、从易水经桑干河到达幽州等，这些水路与陆路互为补充，共同促进了交通网络的建设。
首先，北上的路线各不相同。由洛阳经河阳渡黄河到卫州，再北上，通常是文人北上的主要路线。例如岑参在《送郭乂杂言》一诗中提到郭乂由洛阳返回定州，途经河阳、卫州、邯郸等地；岑参和贾岛也常走这条主线；王宏在《从军行》中同样提到此路。除了这条主线外，还有从洛阳东南沿着汴州或以宋为起点的支线。这条路线经过滑州、魏州，再到磁州，然后北上。李白从汴州出发，途经滑州到魏州；高适北上幽州，以及他在开元末年的魏郡之行，也走的是这条支线。许浑在《送客自两河归江南》一诗中提到，友人从河北返回江南，走的是这条支线，途经相州、汴州。
南段支线中，有两条路线在诗歌中较为常见。一条是从卫州经滑州到相州，岑参曾在其壮游河北南返时沿这条路走过，并有《临河客舍呈狄明府诗》可证。晚唐贾岛东游魏博时也走了这条路线。另一条则是卫州—滑州—魏州—磁州线，李白游历河朔时，因魏州的地理位置独特，选择绕道魏州而非直奔相州。唐代《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》记载：“河朔之州，魏为大。”魏州成为河北平原南部最大的城市，经济活动的中心之一。尤其是广德元年魏博节度使设立后，魏州成为军事重镇，吸引了大量文人，地位愈加突出。魏州也因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战略地位。
展开剩余69%除了这些常见的支线，白居易的诗歌还揭示了另一条独特的路线。白居易曾有河北之游，从他的诗歌中可见，他最远曾到洺州，如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、《冬至夜怀湘灵》、《除夜宿洺州》等诗都反映了这一行程。在《初入太行路》一诗中，他描述了“马蹄冻且滑，羊肠不可上”的艰难道路，这条羊肠小道是唐代文人穿越太行山进入河北常用的路线。李白也在《忆旧游，寄谯郡元参军》中提到，“五月相呼度太行，摧轮不道羊肠苦”，这也是指此路线。虽然这条路上的文人相对较少，但它的存在对于唐代文人的南北行程意义重大。
北段支线则主要由太原东北出发，经过井陉和飞狐等关隘，最终到达北段的镇州、定州、易州，最后抵达幽州。这条路线同样受到文人的青睐，如许浑在游历河朔时，从太原到镇州，之后北上幽州，返程沿原路返回。此外，这条路线还常常被奉使、出征的官员使用。例如，韩愈奉使镇州，裴士淹奉使幽州，窦巩、窦牟奉使河北等人都走过此路。相较南段的平坦，这条北段的道路更加艰险，尤其在中晚唐以后，受藩镇割据的影响，它逐渐被其他道路替代，尤其是雁门关道，成为文人北上的主要选择。
除了陆路，水路的发达也是南北驿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滑州渡黄河北上，李白在《发白马》一诗中提到：“将军发白马，旌节度黄河……武安有振瓦，易水无寒歌。铁骑若雪山，饮流涸滹沱。”这段描述展示了通过滑州白马寺北上幽州的航程，包括黄河、滹沱河、易水等水系的交织，进一步加速了文人的北上和南下。
此外，还可以从淇水岸渡黄河南下。高适的《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》就描写了从淇水岸渡黄河时的经历。另一条水路则是通过滹沱河北上南下，卢照邻在《晚渡滹沱敬赠魏大》诗中就提到这一水道。滹沱河作为水路的一个重要部分，承载着大量的文人往返。还有从易水、桑干河到达幽州的水路，骆宾王在《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》一诗中提到：“边烽警榆塞，侠客度桑干……不学燕丹客，空歌易水寒。”这些水路支线为文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旅行途径，丰富了太行东麓南北驿道的交通网络，也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样性。
总体而言，文人在选择行进路线时，尤其是从河北南下洛阳，或者从洛阳、汴州北上幽州时，通常会选择平坦的南北驿道。除了主线外，沿途的陆路支线和发达的水路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，连接了洛阳、幽州、长安、太原等重要城市，为文人的出行提供了便利，也丰富了南北驿道诗歌的内容。
如果将太行东麓南北驿道分为南部（洛阳至邯郸）、中部（洺州至定州）、北部（定州至幽州）三大区域，从前两章的论述来看，便可以看出不同区域诗歌呈现的规律。首先，南部地区的诗歌数量明显多于中、北部。其次，从文人的分布来看，南部行迹的文人最多，尤其是中晚唐以后，短期漫游的诗人更多倾向于南部。再者，与藩镇的关系也体现在诗歌中，南部魏博镇的诗歌数量明显多于中部成德镇和北部幽州镇的诗歌。而从时间上看，许多藩镇相关的诗歌集中在中唐元和及前后一段时期。
因此，南部作为交通最为便捷、距离政治中心最近、历史文化积淀最深的地区，自然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，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，河北地区的文化仍然保持着相对的活跃，尽管胡文化盛行。毛汉光曾指出，河北的胡化现象似乎以镇州和滹沱河一线为界，北部的幽、易胡化较深，而南部则较为浅薄，尤其是士族家庭，仍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。
从整体来看，洛阳北部及河北地区的文化在唐代一直保持繁荣，尤其是中晚唐以后，南北驿道的通畅促进了文人的北上南下，提升了河北诗歌的创作水平。初盛唐时期，像陈子昂、张说、李白、高适、岑参等文人往来于此，提升了河北文学的影响力，并推动了整个区域文化的发展。唐代山东士族中，除了荥阳郑氏，范阳卢氏、博陵崔氏、定州崔氏、赵郡李氏等世家大族的诗人们，也在这条交通线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，为唐代诗歌史贡献了重要的篇章。
然而，中晚唐时期，安史之乱后，河北本土诗人大量流入两京或南方，导致河北文化一度出现断层。这时，北上流寓的诗人，如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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